学习伊朗史的时候，看到这个伊朗人的名字，我深感意外。

因为他的智慧和思想预见性，甚至已经超越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很多人。

贾拉勒·艾哈迈德（Jalal Al-e Ahmad，1923–1969）是伊朗现代思想史上最具批判性的知识分子之一，其代表作《饱受西方之苦》（*Gharbzadegi*，直译为“西方毒化”）被誉为“伊朗现代性批判的里程碑”。

这部著作于1962年以地下出版物形式首次面世（虽然被禁止出版，但仍然通过特殊渠道，传播很广），1964年正式出版后迅速引发全国性讨论，成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前最重要的社会批判文本之一。

一、核心思想与理论建构

艾哈迈德在《饱受西方之苦》中提出“Gharbzadegi”这一概念，用以描述伊朗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因盲目模仿西方而陷入的文化异化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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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这种异化表现为三个层面：

1. 物质层面的依附：

伊朗沦为西方商品的倾销市场，本土手工业和农业被破坏，经济命脉受制于西方资本。

例如，巴列维王朝时期石油资源的开采权长期掌握在英国公司手中，伊朗仅获得微薄收益。

2. 文化主体性的丧失：

西方教育体系的引入导致伊朗传统价值观被边缘化。

艾哈迈德尖锐指出，伊朗精英阶层将法语、英语视为“文明象征”，甚至在家庭中禁止子女使用波斯语，这种现象被他称为“文化自宫”。

3. 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傀儡化：

伊朗政府在政治制度、法律体系上照搬西方模式，却未能建立真正的民主机制。

艾哈迈德以1906年宪政革命为例，认为其结果只是“给传统专制披上了西方宪法的外衣”。

艾哈迈德的批判并非简单的反西方主义，而是主张通过“创造性抵抗”重建文化自主性。

他提出“机器的主人”（Master of Machines）概念，强调伊朗应掌握技术的主动权，而非被动接受西方技术的“施舍”。

二、方法论与文本特征

1. 跨学科分析：

艾哈迈德融合社会学、文学与哲学视角，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与伊斯兰传统中的“公正”（Adl）概念结合，形成独特的批判框架。

例如，他在分析西方商品倾销时，既引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又援引什叶派关于“剥削”（Istismar）的教义。

2. 文学化的批判语言：

书中充满隐喻与讽刺，如将西方文化比作“精神鸦片”，将伊朗精英阶层称为“穿西装的野蛮人”。

这种表达方式使其理论更易被大众接受，也强化了文本的感染力。

3. 历史纵深感：

艾哈迈德追溯至萨法维王朝时期，指出伊朗与西方的互动从贸易往来逐渐演变为文化侵略。

他特别批判恺加王朝时期的“西化改革”，认为其本质是“用欧洲的镜子来定义伊朗”。

三、学术影响与争议

1. 对伊斯兰革命的思想启蒙：

霍梅尼在1979年革命后多次引用“Gharbzadegi”概念，称其为“伊朗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侵略最深刻的诊断”。

革命后的伊斯兰共和国在教育、媒体等领域推行的“去西方化”政策，与艾哈迈德的主张一脉相承。

2. 对第三世界批判理论的贡献：

艾哈迈德的“文化依附论”早于萨米尔·阿明的“依附理论”，为分析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困境提供了范式。

他的著作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土耳其语等多种语言，成为中东知识分子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经典文本。

3. 争议与反思：

部分学者批评其理论存在“本质主义”倾向，将伊朗文化视为固定不变的实体，忽视了文化交融的复杂性。

例如，伊朗后现代主义学者阿巴斯·阿马纳特指出，艾哈迈德对西方的批判未能区分技术进步与文化霸权的差异。

四、与其他思想流派的对话

1. 与伊斯兰现代主义的分歧：

艾哈迈德反对赛义德·艾哈迈德·汗（Sayyid Ahmad Khan）等现代主义者“调和伊斯兰与西方”的主张，认为这种调和只会导致文化身份的消解。

他在书中写道：“我们不能用西方的手术刀来治疗自己的文化癌症”。

2. 与世俗民族主义的对立：

他批判礼萨·汗推行的世俗化政策，认为其通过强制女性摘除头巾、改用公历等措施，实质上是“用西方的尺子丈量伊朗的灵魂”。这种批判为后来的伊斯兰主义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

3. 与后殖民理论的呼应：

艾哈迈德的“Gharbzadegi”概念与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Orientalism）形成跨时空对话。两者都揭示了西方通过知识生产构建文化霸权的机制，但艾哈迈德更强调本土文化的主动性抵抗。

五、当代意义与启示

1. 文化认同的困境：

在全球化背景下，艾哈迈德对文化主体性的强调具有现实意义。例如，伊朗年轻一代在社交媒体上发起的“波斯语复兴运动”，正是对“Gharbzadegi”现象的直接回应。

2. 技术与文化的平衡：

艾哈迈德关于“机器的主人”的论述，对发展中国家如何在技术引进中保持文化自主性仍具启示。例如，韩国在吸收西方科技的同时保留传统文化的经验，可视为对艾哈迈德理论的实践探索。

3. 批判理论的本土化：

《饱受西方之苦》证明，非西方社会的批判理论无需照搬西方框架，完全可以从本土文化资源中提炼出独特的分析工具。这为非洲、拉美等地区的知识生产提供了范本。

六、写到最后

艾哈迈德的《饱受西方之苦》不仅是一部学术著作，更是一部预言性的文化宣言。

他所处的时代，经历了由乱到治，又由治到乱...等等循环往复的情况，所以他对自己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深深的危机感。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了现代化不应以牺牲文化认同为代价，真正的进步必须扎根于伊朗的本土土壤。

在当今世界，当“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的时候，重读艾哈迈德的著作，或许能为不同文化的共存提供新的思考维度。

当然，或许他的著作，最应该读的人，还是伊朗人，这是他们为民族复兴，诞生出的精华之著。

作者声明：本文为学习伊朗历史过程中，整理和记录的资料、感悟，有大量的“ai生成内容”，内容真实性不能完全保证，介意的读者可以忽略本文。

发布于：河南省